2026年10月5日，斯德哥尔摩的寒风依然吹过卡罗琳医学院的走廊。三位科学家——戴塞洛斯、黑格曼、纳格尔因光遗传学和光门控离子通道的研究而获奖，走进历史。消息传回国内，社交媒体瞬间热闹起来，许多人开始讨论中国学者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奖，还有人提到日本在过去五十年中获得的三十个诺贝尔奖的成就。而屠呦呦的获奖经历再次被提起，伴随“我们也曾有过”的感慨。

这一切热闹归于平静，科研的日常依旧如常。科研人员继续申请各类基金和项目，尽管奖金的数字看上去很吸引人。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总奖金达1200万瑞典克朗，约合802万人民币，每位获奖者平均分得267万，扣除税后可支配金额更少。在美国，诺奖得主的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提升，他们仍然需要履行教学和科研的职责，获奖只是在生活中带来一小变化，比如一个靠近教学楼的停车位。

屠呦呦2015年获奖时，奖金为400万瑞典克朗，相当于当时约300万人民币，她对此调侃称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。十年后的今天，267万在北京的购房能力仍显不足，而在美国，诺奖得主通常不会因此改变生活方式，依旧按教授薪水生活，奖金的使用多为储蓄或捐赠。 球友会

对比中国学者的现实情况，如果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，项目经费为400万元，但大部分资金不能进个人口袋，学校还需抽取管理费用。杰青的“帽子”有其市场价值，招聘时，大学通常会提供高额年薪和丰厚的安家费。五年的综合投入可达2000万，远超诺奖得主的税后收入。

对于院士，基础工资相对较低，但地方政府会提供更高的科研和生活配套。如果是引进诺奖得主，不同地区的待遇差异也很大，符合的薪资和科研经费可达到1200万。

因此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，面临的选择是做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基础性研究，或是朝着杰青、优青和院士之路前进。郑永年指出，学者无法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在于有太多的制度因素和研究导向。学术帽子的价值早已超越荣誉，意味着巨大的资源和机会，这使得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更具现实利益的研究方向。 球友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