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3月23日傍晚，北京仍带着早春的寒意。西长安街刚亮起路灯，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在军委办公厅踱步，办公室电话忽然急促响起。对方只交代了两句：“马上行动，先换警卫。”放下话筒，他愣住了——今晚的对象正是多年的战友杨成武。

当天上午的一次通气会后，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批评所谓“华北山头主义”，将矛头指向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。几道紧急军令随即下达：成立专案组、撤换杨宅警卫、通知杨本人连夜到人民大会堂。接到第二道命令的王新亭感到为难——他与杨从129师一路打过仗，交情深厚，但军令如山，不得不执行。

王召来几名中央警卫团干部，低声交代“动作要快，别多问”。夜色中他们开车到杨宅，看着熟悉的门牌，王的心沉了下去。院内另一辆车也进了门，邱会作、李作鹏先下车，面色冷峻。杨成武被汽车声惊醒，披衣出门，见到二人便明白事态不妙。邱只说了句：“去大会堂。”电话线路被切断，杨最终被带上车。 球友会

院外，王新亭带人交接守卫，完成手续时满是汗意与内疚——这一撤换意味着组织对杨的信任被切断。车行在长安街，夜风瑟瑟，杨面色苍白，沉默不语。到了人民大会堂，文件被递上：撤销杨成武职务，接受审查。程序迅速且冷硬，随后对其采取隔离审查措施。临近午夜，一架专机已在西郊机场待命，杨被带上飞往武汉的飞机，跑道上灯光远去，他回望了一眼却没有多言。

此后六年多，公开报道中很少见到杨成武的名字，直到1974年才重新出现在军报上。林彪事件爆发后，许多历史细节重新被书写，但那一夜的情感阴影仍难以抹去。王新亭后来回忆时说，他当时不知是生是死，只知道必须执行命令。这句话道出了特殊年代里，组织命令如何压过私人情谊，也显现出执行者内心的沉重与无奈。那晚的几位当事人，有的人强作镇定，有的人惶恐不安，而被推到最前线去办事的王新亭，或许是其中最为矛盾的一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