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持续了五十多天。粟裕当时仍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——一个分量很重的岗位。他在战争年代留下显赫战绩：苏中七战七捷、豫东战役、淮海战役等，都显示了他作为大兵团指挥员的能力与胆识。然而，和平时期的体制化、规范化要求使他暴露出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一面。

粟裕在军队职能划分、请示报告和指挥关系上有过若干做法，引起了争议。譬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围绕沿海岛屿作战准备的接触与沟通；他访苏时向苏联总参请教国防部与总参职能划分，也被会场上解读为“不该的外事行为”。这些业务性、程序性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被串联成了“越权”“个人主义”等帽子，最终演变为政治性的批判。

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，日常要处理总参与国防部、各军区间的权责界限；他一生从部队基层走上来，注重军令统一、责任明确。在他看来，粟裕的问题不只是个人风格，而是关系到军队组织原则和建军秩序，因而他在会上对这些事态态度严厉，把它看作原则问题不能妥协。 球友会

贺龙虽与彭德怀同样粗犷直率、经历丰富，但他的工作重心自1952年后向体委、军委与国防工业等多方面延伸，离总参与国防部日常权责摩擦的核心较远。他更容易从干部关系和政治后果的角度来衡量会场上的批判，意识到一句话可能把业务性分歧推向政治定性，从而给当事人带来长期影响。因此，在那场风波中，贺龙并未像彭德怀那样成为主要攻轧者。

会议很快从军队建设与国防问题，演变为反“教条主义”的政治批判，许多军事将领因此受到冲击。到1958年8月31日，中央政治局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，随即将他调离前线到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。粟裕虽继续整理战争经验、从事学术工作，但这次被定性造成的影响却长期难以磨灭。直到1994年，官方才对1958年的结论作出纠正，平反当年的不当批评。

结论上，彭德怀与贺龙并非性格或立场上的软硬之分，而是关注点不同：彭德怀把问题放在军令与体制规则上予以较硬处理；贺龙则更警觉政治斗争的扩散，因而态度相对克制。粟裕恰好处在两者之间，既卷入业务性权责之争，又被更广泛的政治运动所吞没。 球友会